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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放|教育家辦學: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重要切入點

來源:《蘇州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發布:2019-10-18 10:49分享:

教育家辦學: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重要切入點


作者簡介:龔放,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經過70年的風雨歷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40多年的“黃金發展期”,我國在高等教育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實現從高等教育小國向高等教育大國的第一個歷史性跨越,已經成為體量、規模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結構比較合理,體系相對完備的高等教育大國。未來30年,我們將圍繞著內涵發展、特色凝練和質量提高下功夫、做文章,努力實現從高等教育大國向高等教育強國的第二個歷史性跨越,使得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整體水平全面提高,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批一流學科,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顯著增強。
  建設高等教育強國,實現第二次歷史性跨越,需要全方位深化改革,多維度探索創新,其中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和突破口是:加快推進大學校長專業化進程,讓“教育家辦學”從倡導、設想變為現實!
  強調將“教育家辦學”作為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重要切入點,首先是因為高等學校的發展,院系學科的發展,人才是第一位的資源。尤其是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發展,必須實施人才強校的戰略,而大學落實人才戰略的第一要務,就是遴選和聘用真正懂得大學之道的專業化的校長(書記),真正實現我們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所提出的“教育家辦學”構想。因為不同學科優秀人才的發現與集聚,拔尖人才的培養和使用,需要有眼光、有智慧、有膽識、有決斷力和執行力的校長(書記),此所謂“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1955年匡亞明出任東北人民大學(吉林大學前身)的黨委書記兼校長后,旗幟鮮明地闡明他的辦學理念:“一所大學水平的標志不是看別的,而是看學校擁有教授的數量和學術水平”,要“辦一個像樣大學”,最重要的是要請來一批“像樣子的老師”。他曾經與一位副校長一起,三次到北京恭請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于省悟“出山”,終于感動了這位年過花甲的老學者,老學者心甘情愿地跟隨匡校長“一路向北”到長春任教。東北人民大學因為有了于省悟這樣的碩學鴻儒領軍,在考古學、古文字學領域集聚和培養了一批優異人才,迅速形成自己的優勢和特色,成為幾與北大齊肩的學科重鎮。匡校長“三顧茅廬”、舉賢任能的名聲鵲起,很快就有著名先秦歷史學家金景芳、古典文學及文藝理論家張松如(公木)、文學家馮文炳、法學家馬起、經濟學家關夢覺、數學家王湘浩、化學家唐敖慶等一批知名學者加盟東北人大,奠定了后來吉林大學躋身國內一流大學的人才基礎和學科基礎。第二個發人深省的例子是,著名勞工法專家德里克·博克曾經從1971年至1990年執掌哈佛大學校政20年,2006年又梅開二度出任哈佛校長。博克素以知人善任、長袖善舞著稱,擔任哈佛掌門人期間,他與亨利-羅索夫斯基、約翰·麥克阿瑟、丹尼爾·托斯特森、格蘭海姆·艾利森等學科精英、管理專家和知名學者合作共事均在十年以上。誠如羅索夫斯基所評價的那樣,博克善于與“觀點各異的、有才能的人合作共事以便最大限度地推動哈佛前進”,“干成一些大事”,如改革本科教育、建立核心課程,如創建肯尼迪學院,提升醫學院水平……更令人感佩的是,在長達20年之久的校長任內,哈佛任命了不同學科的將近500名終身教授,而每任命一位終身教授,都是由博克作為主席“來領導一個全部由校外在該領域的知名教授組成的評審委員會進行評審”。博克校長不無自豪地說:“這個過程一方面保證了哈佛的教授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另一方面又使得我自己從中學到了很多東西,通過大量閱讀候選人的卷宗和校外專家的評審意見,也通過與校外專家的交談,我對哈佛各個院系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水平,對于哈佛的各個學科在科研方面的優勢和弱點都比較清楚了。”抓住了終身教授聘任,就既抓住了前沿學科發展和卓越人才培養的命脈,也抓住了提高執掌一流大學發展的專業修為與治理能力的關鍵。中外兩個事例告訴我們,推進大學校長專業化,把大學交給真正識大體、顧大局,既有政治覺悟、教育情懷,又懂治理之道、學術之要的教育家來辦,才能匯集人才,凝聚人心,才能夯實躋身一流、長盛不衰的學科基礎和人才基礎。
  強調將“教育家辦學”作為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重要切入點的另一個理由是,改革進入深水區,無論是提高我國高等教育治理能力,還是完善高等教育治理體系,不僅取決于科學而準確的目標定位和頂層設計,而且都依賴于大學校長(書記)因校制宜的變革與創造性探索。中國的一個長期存在的國情特點,就是多樣復雜性和發展不平衡。不同地區、不同類型和不同層次的高等學校,有著不同的辦學基礎與發展目標,因而其發展路徑和節奏、重點也不盡相同。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頂層設計”如何落地?只有那些被視為“中層”的大學校長(書記),因為既頂天又立地,既識大局又接地氣,才具備了豐富、完善、細化、落實“頂層設計”的可能性。人們期望他們敢于擔綱,勇于實踐又善于思考,能夠使得中央的戰略構想和頂層設計實現由虛到實、由宏觀到具象、由理想到現實的轉換。從另一個層面看,高校教師、學生和院系的基層創新,也需要大學校長(書記)的發現、認可與總結推廣,方能持續、推廣,開花結果,最后轉化為制度安排、政策革新。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南京大學“悄然興起”的教育思想大討論,在華中科技大學率先實施的文化素質教育探索,因為先后得到了富有遠見和卓識的兩位校長曲欽岳、楊叔子的支持和推動,方才引起教育部的重視,終于蔚然成風,在全國形成研討和踐行大學素質教育的熱潮。
     把“教育家辦學”作為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重要切入點,還因為這是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個“短板”、一個“瓶頸”,只有盡快在理念創新和制度安排上雙管齊下,盡快補齊“短板”,盡快突破這一制約高等教育發展的“瓶頸”,才能為更多教育家型校長的出現創造條件,進而助益我國高等教育事業實現第二次歷史性跨越。《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了“建設高等教育強國”和“加快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戰略任務。同時又提出了“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逐步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以及“倡導教育家辦學。創造有利條件……造就一批教育家”等重要舉措。“大學去行政化”的議題提出已經十年,我們達成了一些共識,也取得了不小的進展,但是,由于形而上學盛行,思維定式頑固,現實中仍然有兩方面的問題阻礙著“教育家校長”的成長和“教育家辦學”的實施。其一,政府對高等院校的治理仍然習慣于“大一統”和“一刀切”,管得過多、過細且過于具體,大學應有的辦學自主權遠未落實到位。大學校長遴選和聘任制度并未“去行政化”,“任期不超過兩屆”和“60歲退休(副部級65歲)”等,依然照搬黨政干部的管理模式,未能充分考慮大學校長的教育性、學術性等專業特性。其二,走上大學校長(書記)崗位的教授學者,很多尚未確立“以治校為志業”的價值追求,而是處于心有旁騖、三心二意、“熊掌和魚都想兼得”的精神狀態,因而也未能沉下心來,逐步修養、歷練,真正成為領悟教育、關愛學生、尊重教師、崇尚學術、擅長管理的教育家型大學校長。為了補齊“短板”、突破“瓶頸”,我們需要廓清迷霧,走出誤區,讓思想沖破牢籠,并在大學校長(書記)遴選與聘任制度上的“去行政化”方面率先取得突破,才可能加快大學校長專業化進程,才可能在實施人才戰略第一要務上取得進展,為“教育家型大學校長”的成長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與政策環境!

       19381014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所作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指出:“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疾風知勁草,板蕩思良將。在中國抗日戰爭進入艱苦卓絕的相持階段,毛澤東主席盼望著更多懂得馬克思主義又能帶領人民群眾奮斗取勝的領袖人物的成長。八十年后的今天,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階段,在努力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進程中,我們需要一百個到二百個既懂得國家戰略發展需要和人民群眾接受更優質高等教育需要,又切實掌握現代大學治理之道,即真正懂得人才培養和學術發展規律的教育家來辦大學、治理大學,才能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期望的那樣,真正扎根中國大地,辦好“第一個北大、清華、浙大、復旦、南大等中國著名學府”,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讓中華人民共和國真正成為躋身國際一流的高等教育強國。


本文出自《中國高等教育70年十人談(筆會)》,刊于《蘇州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9年第3期,第22~50頁,筆會共10篇,計4.2萬余字。“蘇州大學學報”微信公眾號將陸續單篇推出,敬請關注。如有媒體或其他機構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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